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与邮储银行合作举办的一次活动上说，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会影响生育率。姚余栋说，我国目前的生育率大约是在1.28%。日本和韩国是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日本的生育率是1.4%。我们比日本还要低。

或许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人口已超过14亿，生育率下降对控制人口增长不是有利吗？其实，我国人口的确不少，但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内年龄结构不合理。五六十年代鼓励生育政策，使很多家庭的拥有七八个孩子不稀奇。当前，这些人正逐步加入到老年队伍。据统计，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了2.1亿，占人口比重近20%。

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人口生育率也不同。农村普遍都是生育两三个孩子，县城两个娃的也不少。但是大中城市居民生育愿望比较低。单独二孩子政策实行了两年，效果却不理想。截至去年8月底，全国1100多万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妇，只有169万申请生育，15%左右。2015年全国新出生人口1655万人，比2014年1687万人还少32万人。

我国大城市居民生育愿意为啥这么低，符合生育条件的也不愿意生养孩子？这除了大城市的基本生活成本偏高、女性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外，高房价也是拉低中国城市居民生育率的祸首：其一，我们经常听到各种舆论为助推房价而呐喊：有三居室才敢生二胎，这让多少年轻人望而怯步。在北京这样的城市300万买套两居室，要跑到6环边上去了。

其二，在中国大城市中的很大部分家庭觉得，生孩子易，养孩子难。养了孩子总要给他（她）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的环境吧！于是很多家庭到了孩子入学年龄，就开始设法购买学区房，而投机炒房者利用家长要给后代创造良好学习环境这个契机，把学区房炒上了天。似乎学区房天天在涨价，较新的单价已到几十万一平米了。

如今，人口学家们写了一大堆提高国内生育率，调节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文章。但是笔者认为，必须还要把大中城市的高房价考虑进去，因为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率必须有效降低其生活成本和让房价去金融化、去杠杆化。

或许会有人提出，中国即使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行列又怎样呢？就算大城市生育率低，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从经济层面讲，生育率长期过低，会导致参加工作的人口不断在减少，而每年退休人数在不断增加。显然劳动力人口出现零增长甚至增长为负，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

同时，当我国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后，大量老年人口掌控相对较多的财富，但实际消费需求有限，而参加工作不久的年青群体的消费需求强烈，却购买能力偏弱。这对于将来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国家较为不利。

此外，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基本上是用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来支付已退休老年人口的工资。之前的赡养比是3：1，就是3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现在已经降为2：1。如果老龄化情况更加严重，那么我国的养老基金将会呈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生育率过低，那么将来老年人口养老所需的照料、护理都成问题。

从社会层面来说，如果大城市居民的生育率持续低下，甚至还是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那么会造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缺少兄弟姐妹相伴，养成与社会沟通能力差、自我抗压性不强、动手能力偏弱等致命缺陷。此外，据人口专家统计，中国失特别庭将达到一千万。如果生育二胎的话，相信这些家庭还有焕发希望的可能。

现在常听人说，北京、上海的高房价是政府有意造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挡住外来人口过快流入，同时把买不起房的“漂族”赶走。但这种论断经不起推敲。因为无论哪个政府不可能想出如此笨拙方法来控制人口的增长。

不过，高房价客观上确实有助于减少人口的增长。据美国经济研究院测算，中国房价每上涨10%，就会导致生育率的1%。显然，生育率与房价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笔者认为：

其一，房产与医疗、教育一样，皆是民生问题。既是关乎民生，又怎能让其过度金融杠杆化？房产本身是以居住为属性，而非少数人通过银行和房产中介提供的杠杆来恶意炒作。现在一线城市的房价不仅远离居住属性，也失去了投资价值。住在一线城市居民生活成本怎么可能不居高不下，生育意愿必定难以恢复。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让大城市房价狂热尽快降温，并且回归消费自住型合理区间。

其二，在上世纪末的房产市场改革时，忽视了在房产保有环节上征重税，过于倚仗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现在国内一线城市房地产并不稀缺，空置率也在20%左右。就是少数人拥有大量房产，而占居民大多数的房奴和无力购房群体，面对生活沉重压力，其生育意愿当然不会高。所以，在一线城市房产保有环节征重税，把更多的空置房逼向市场，从而降低房价，这样才能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率。